（来源：大湾区评论）
编者按 · 2025.07.30
2025年7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标志着其第二任期内覆盖领域最广、规模最大的综合改革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内容广泛，涵盖税收改革、能源环保、医疗补助、社会福利、商业科技、教育政策、国防事务、边境安全、司法与移民、农业补贴等几乎所有特朗普关心的公共议题。作为特朗普政府以及当前共和党经济治理理念的集中体现，这项法案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围绕其政策导向与实际效果的讨论持续升温。一方面，该法案体现出明显的供给侧导向，意图通过减轻企业与高收入家庭税负，激发资本投资与企业扩张，从而推动国内制造业复兴与经济效率提升。这使得其在许多讨论中被认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革命的翻版，尤其是该法案的支持者将其看作重振美国硬实力的重要实现举措。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声音基于当前美国政府赤字不断扩大、债务积重难返，以及特朗普发起全球关税战的新的时代背景，批评该法案将加剧美国贫富差异和推高财政风险，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政策的成效往往高度依赖经济体所处的宏观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与内外部的互动形式，不同的背景条件可能导致同一政策路径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就拿最近的“拜登经济学”为例，其试图复刻“小罗斯福新政”的“大政府”干预模式，通过大规模财政支出与产业政策推动经济转型，但在高通胀压力与全球供应链紧张的现实背景下，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成为推高美国及全球通胀的关键诱因之一。这更加提醒我们，历史经验无法简单复制，在进行跨周期的政策比较时应高度重视和考量宏观条件的契合程度。
有鉴于此，本文力求跳出简单的“对”与“错”、“看好”与“看衰”的二元立场，选择从三个对政策效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键维度出发，对《“大而美”法案》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革命”之间的异同进行系统比较，以观察其未来的影响与走向：其一是政策的力度与性质。里根革命作为一场历史转折，其政策力度体现为对“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全面确立。而《“大而美”法案》则更多是在已有政策路径上的强化与整合，延续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的核心理念。其二是美国经济运行的宏观条件。包括财政赤字、债务水平、通胀走势与货币政策等关键配套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政策传导的空间与效果。其三是外部环境与内外政策组合。自二战以来，经济政策效果常常受到外部条件和外交战略的强烈影响。里根与“特朗普2.0”时期具有差异化贸易政策、产业链布局乃至对外安全政策都构成对内经济政策的不同作用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对照，本文希望厘清这场命名为“大而美”的政策组合，究竟是对过往成功经验的“复现”，还是在现实困局下的“刻舟求剑”。
2025年7月4日，《“大而美”法案》签署仪式现场（图源：新华社）
政策力度差异：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vs. 减税政策的延续
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深陷持续十余年的“滞胀”泥潭——高通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并存，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日渐失效。彼时的税制结构被普遍认为严重扭曲了经济激励：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高达70%，企业税率达46%，这种高税负既广泛抑制了工作、储蓄与投资意愿，也导致总需求持续疲软。 在此背景下，里根政府开启了一场力度空前的税制重构：1981年《经济复苏税法》与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将最高个税率从70%大幅下调至28%，企业所得税率降至34%。这一系列举措在减轻税负、简化税制的同时，也标志着美国经济治理理念的重大转向。以减税和供给激励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取代了以财政支出和需求管理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路径，供给学派的理念由此进入主流政策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时代的减税并非孤立施策，而是嵌入在一整套增长导向、协同推进的政策体系之中。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制度调整与全球化初启的临界点，整体经济仍具备广阔的效率提升与增长空间。这场税制改革与放松金融和工业监管、稳定货币供应、削减福利支出等一系列政策协同发力，形成了供给侧改革的完整闭环，使企业效率边界显著拓展。这不仅使美国进入了持续最久的经济扩张阶段，而且随着“提升生产率”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准则，外包、专业化分工与全球产业链整合随之成为主流战略，美国也由此借力信息技术革命与金融自由化，重塑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而在财政层面，里根政府也通过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案》实施有限增税，尝试部分对冲赤字扩张，维持基本的预算约束逻辑。
里根经济学一度被认为是美国霸权“续命”的关键（图源：reaganfoundation.org）相较于1980年代供给侧革命式的“破旧立新”，“特朗普2.0”的《“大而美”法案》更像是其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延续与强化，以减税推动企业回流和就业增加、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支持短期经济增长。2017年，特朗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1%，下调多个个人税档，短期内推动了企业利润增长和股市繁荣，失业率也一度降至历史低位，形成“特朗普经济”的短期景气。然而，这套政策路径本质上仍是对里根主义的供给侧逻辑的沿袭，即通过“减税-扩张-去监管“的组合激发经济活力。进入第二任期后，《“大而美”法案》对这一减税方向进行了长期化和制度化的升级，虽然增加了部分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抵扣、老年人补贴与制造业补助等政策调整，但整体延续性强于颠覆性。例如，将企业税率永久性锁定在第一任期下调至的21%。大幅扩大遗产税豁免，增加对小费税的抵扣额度。与里根时期确立新自由主义的的经济治理政策的范式革新相比，“特朗普2.0”更像是预期内的政策框架的深化。此外，在财政安排上，特朗普政府未尝试通过削减支出或增税来对冲减税压力，而是完全依赖提升债务上限进行赤字兜底，本质上是将财政风险推后累积，而非真正化解赤字和债务风险，缺乏有效的预算约束逻辑，其对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宏观条件差异：
整体债务压力、货币政策协调度
与美元走势均存在较大不同
除了政策设计及实施力度，经济政策的效果也取决于其嵌入的宏观条件，包括财政赤字、债务水平、通胀走势与货币政策等，这些关键配套因素构成了决定政策边界的现实约束变量，共同决定了政策传导的空间与效果。因此，对比里根时期与“特朗普2.0”时期的经济政策，还需辨析其所处宏观环境的结构差异。
里根时代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宏观环境结构差异（图源：作者自制）债务压力与财政失控风险
第一，“特朗普2.0”面临更大债务压力与财政失控风险。在“特朗普2.0”政府主导下，美国财政政策正在迈入系统性高风险区间，核心问题并非短期刺激本身，而是其债务扩张的速度和结构已远超经济潜力。当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突破36.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20%，不仅创下历史新高，更体现出财政修复能力的严重透支。相比之下，里根政府虽同样实施减税与扩张政策，但当时美国仍具备较强的经济增长潜力与财政缓冲空间。1981至1989年间，联邦债务虽从1万亿美元升至2.9万亿美元，但债务占GDP比重仅从26%升至42%，结构尚属可控。相反，“特朗普2.0”政府在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速的背景下继续推进减税与支出扩张，导致财政失衡进一步恶化。仅2024财年，联邦利息支出已达9520亿美元，占GDP的3.2%，超过国防与医保，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财政支出项。这一趋势在当下平均债务利率已升至3.32%的背景下仍将延续。据税务基金会估算，《“大而美”法案》未来十年将新增赤字3.4万亿美元，仅利息成本就将增加1.74万亿美元。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财政逐渐陷入“借新还旧”的结构性陷阱。若试图压缩支出或增税，将抑制经济增长，反之若维持宽松刺激，则将加剧债务滚雪球效应，陷入“增长疲软-利率上行-偿债压力上升”的负向循环。这不仅威胁中长期财政稳定，也对代际公平构成深远冲击。
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较差
第二，“特朗普2.0”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度相对较差，极大削弱了其扩张性政策的实际效力。里根政府执政初期，美国面临严重滞胀，美联储在沃尔克主导下果断实施以联邦基金利率高达20%的“休克疗法”，通过极端紧缩政策打压通胀预期，仅用两年使通胀得到遏制后，便迅速转向以较为明确的宽松节奏释放流动性，配合财政减税形成有效的政策时序。这样“先紧后松”的政策使得融资成本可控、货币供给配合、企业信心修复，为供给侧政策创造了实际落地的通道，最终形成稳增长、扩就业、控赤字的政策闭环。然而，反观“特朗普2.0”时期，在通胀仍较为顽固（核心PCE维持3.3%）的背景下通过《“大而美”法案》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叠加关税政策，存在推动通胀粘性上升的风险，导致美联储不得不调整原定的降息节奏，保持观望。这种财政扩张与货币偏紧并存的政策组合，不仅降低了政策传导效率，也放大了资产价格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削弱了整体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与公信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近期还频繁施压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求大幅降息，既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扰乱了市场预期。
财政政策的外部资金支撑减弱
第三，“特朗普2.0”的美元走势与国际资本循环，削弱了其财政政策的外部资金支撑。1980年代初期，美国正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霸权”的重建期，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资本全球化红利释放，海外资本大量流入美国，美元指数在1980-1985年间累计上涨约58%。这不仅强化了本土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供给，还有效分担了由减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外部支撑。然而，当前全球金融格局已发生深刻改变。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数累计下跌10.8%，创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以来最大半年跌幅，标志着全球对美元信用体系的信心正系统性削弱。这一局势下，特朗普政府无法再复制里根时期“强势美元+外资流入”的政策环境，财政扩张更多依赖国内融资，导致利率上行、通胀预期强化，联邦债务负担上升，从而压缩宏观政策组合的有效性与调整弹性。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宏观环境，已与里根时期发生深刻而系统性的结构背离，尤其是存在高债务、高赤字、高利率与美元走弱并存的多重约束。
内外政策组合差异：
从主动塑造全球化
到“美国优先”下的全球贸易再平衡
在所有对比的维度中，里根革命与“特朗普2.0”时期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内外政策的组合，尤其是两者在对外经贸政策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取向。其中，里根政府标志性地重塑了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逻辑。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防御性调整，里根政府在任期内以更系统性的方式推动自由市场理念在全球扩展，构建出与其国内供给侧改革相匹配的对外秩序重构。尤其是金融自由化、资本账户开放和信息技术标准输出的同步推进，不仅对美元金融体系的外部嵌入提供了强支撑，也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与此同时，里根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制度共振，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推进市场化改革和自由贸易战略，拉美和亚洲部分国家也开始效仿“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范式，全球范围内出现新一轮对效率、资本流动和制度透明度的偏好整合。这不仅促进了全球化和效率提升，也使得美国国内的供给侧改革能够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强的政策效果。经济增长、高附加值产业出口扩张、企业利润增长、资本外流转化为海外投资回报，为美国国内减税与财政扩张创造了外部资金缓冲，有效缓解国内财政压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重构了全球经济秩序，也为其最终在冷战中占据制度性优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里根时代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内外政策组合差异（图源：作者自制）
相比之下，“特朗普2.0”政府的对外政策则驶入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其核心逻辑不再是引导全球化秩序，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推行实质性的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策略。这一战略转向不仅体现在对中国、欧盟等主要经济体普遍征收“对等关税”，也反映于《“大而美”法案》中强化本土制造业、提高原产地壁垒、限制技术外溢等具体条款上。其政策目标已不再是提升全球配置效率，而是试图通过强制性政策压缩全球产业链，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内循环”体系。
然而，这一取向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放大了其制度外部性成本。不同于冷战后期相对稳定的二元对抗格局，美国可借助信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浪潮推动全球化扩张，巩固自己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成为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引领者；当前全球正在经历多极化与地缘分裂的交叠演进，使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施压策略难以转化为制度性扩张，反而引发多边协调机制弱化与体系碎片化。同时，特朗普时代的经济条件与政策环境也远不如1980年代那般宽松，全球化也已进入重构期而非扩张期，全球贸易增长动力大不如前，产业链面临逆转和去风险化，企业难以复制当年借助外包与分工获得效率跃迁的路径。WTO预计2025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1.7%，远低于里根时代的5.2%。而美国对外政策在边际上削弱了其制度输出能力，也削减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协调力，使得国内财政扩张与减税激励难以像1980年代那样，从全球化扩张中获得同步红利。在缺乏相应配套与全球化红利的支撑下，政策空间本就有限，其刺激效果也遭遇结构性约束，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
综上所述，里根时期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组合策略形成了双向强化机制，提升了政策的可持续性与制度竞争力。而“特朗普2.0”的“对外封闭+对内扩张”的去全球化战略，将在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压缩外部市场空间，形成内外政策目标之间的错位，不仅使美国企业面临更高的成本与不确定性，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更多的摩擦与反制，是负外部性的举措。
结语
历史从非简单的轮回。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依托新自由主义改革，确实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双轮驱动下，释放了美国的结构性潜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借助全球化初期红利，巩固了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时至今日，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早已发生深刻变化。其制度空间、财政能力、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均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看到的是，《“大而美”法案》在政策设计上，确实延续了某种“里根式”的供给侧思维，特别是在内部经济策略上，体现出对减税、放松监管、刺激制造业的偏好，这些都是里根革命留下的深层制度印记。但与此同时，“特朗普2.0”的对外战略逻辑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试图通过制度输出和全球化整合来扩大美国的战略空间，而是转向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保护主义路径，强调贸易壁垒、本土制造和技术管控。因此，这种新的政策组合无法简单地套用历史经验去预测与评估，更像是一种根植于当下地缘与结构性变局中的政策尝试，其最终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
周承哲：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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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许梓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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